[摘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进行了集中概括和阐释，彰显了制度优势的多维功能。制度优势的表达不仅说明了制度优势何在，而且诠释了制度优势是如何形成的，为制度自信提供了话语、历史、实践、未来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的拥护和认同、制度执行力的提升、国家治理路径的选择，能使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国制度优势从国家治理体系完备程度、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动员组织汲取能力等方面建构国家形象。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我国制度优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构与全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制度优势制度自信治理效能国家形象国际竞争力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魏银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年第1期

制度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这是对制度功能的清晰定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从十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和“两大奇迹”的制度支撑。那么，我国制度优势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何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功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文拟就此进行粗略探讨。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需要认清我国制度优势是什么，回答国家制度何以自信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回答了国家制度优势是什么，而且诠释了国家制度优势是如何形成的，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开始诠释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2](P-)在国家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毛泽东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较，从人民力量作用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P)此后，邓小平多次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目的方面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消除体制机制弊端，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江泽民、胡锦涛一方面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角度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作了进一步阐释。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全面进步。”[4](P-)这里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了精神文明方面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胡锦涛结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来说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开放，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起来，使它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5](P)这些论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诠释，说明了改革开放发生的制度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相关讲话和论述中，对党的领导、富有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等制度优势进行了阐释，揭示了我国制度优势的内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6](P)这里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制度的先进性，呈现了我国制度优势的部分特征。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从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四个方面，对我国制度优势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从十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和概括，集中回答了我国制度优势是什么的问题，实现了制度优势话语从单一、多元到系统的转变，从应然优势到实然优势的转变，为制度自信提供了话语支撑。

我国制度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制度创设、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制度创新，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为新中国制度建构提供了参照、积累了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建立，党领导一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国家制度日渐完善，制度优势得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注重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出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有效解决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制度体系更加优化，制度运行更加顺畅，制度效能更加明显。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基于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这是制度自信的历史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的背后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支撑，国家制度优势经受了实践检验。—年，我国GDP年均增长接近9.5%，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而同期世界GDP年均增长2.9%。促成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支撑是其中重要因素。比如，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既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确保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赢得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效率。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制度，为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土地资源征用的方便，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注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我国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两大奇迹”彰显国家制度的治理效能，表明国家制度优势符合中国国情，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正是基于新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决定》指出，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7]这是制度自信的实践支撑。

制度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制度也要相应发生改变和调整。在恩格斯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P)我国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同样具有过程性，难以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面向未来30年的发展，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发展步骤进行了具体安排，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任务、行动路径进行了总体部署，确立了十三个制度体系建设的重点。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谋划，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各方面制度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年，我国各方面制度将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各方面制度将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是制度自信的未来支撑。

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依托，国家治理的实施有赖制度体系的建构；制度优势只有通过国家治理实践才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功能。我国制度优势之所以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的拥护和认同、制度执行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路径选择。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居于显著优势之首。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9](P)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认定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7]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为发展取向的确立、发展目标的定位、发展方式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确保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出现方向性偏差和颠覆性错误；确保我国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避免折腾和反复；确保将人民利益的实现放在首位，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由此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各方面力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人民是制度建构的主体，也是制度实践、制度评价的主体，人民的拥护和认同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基础。我国国家制度是人民意愿和意志的表达，也是人民实践智慧的概括和凝练。制度建设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人民的利益追求和人民的需要满足促进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正是人民对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追求，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正是人民对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的追求，推动了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各民族人民的不同政治、经济诉求，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制度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规范和制度精神只有符合人民意志、体现人民诉求，人民才会主动实践制度、维护制度的权威。通过人民群众的制度实践，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才能体现出来。我国制度优势之所以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制度实践。通过人民的制度实践，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得到验证，并进一步推动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人民是制度评价的主体，制度能否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诉求、维护社会公正，制度成果是否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制度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由人民群众去评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年9月24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10]我国国家制度是得到人民拥护和认同的制度体系，这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通过执行体现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以往国家治理过程中，存在制度权威不够、制度执行力不强等问题，导致制度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展现。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社会未能形成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制度的权威性、神圣性未能确立起来。《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7]如此，将有利于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充分发挥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是国家制度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是推动制度执行的关键。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我们无论是编制发展规划、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还是部署各项工作，都要遵照这些制度，不能有任何偏差。”[1]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抓落实都要自觉对标制度，强化制度意识，形成制度思维，在维护制度权威性、彰显制度效能的同时，涵养尊崇制度的社会氛围。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对于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至为重要。

国家治理路径、治理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从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升华为国家治理的基本路径，有利于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格局中，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代表不同利益。系统治理就是坚持党对国家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政府、社会和群众的良性互动，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格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增强国家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才能有效贯彻党的主张，协调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关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凝聚各方面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依法治理，将国家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依法治理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意味着治理依据、治理方式、治理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各领域、各方面，需要多管其下、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就是变单一的行政治理方式为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强制约束与规范自律相结合、自我调节与社会调节相结合，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国家治理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摸清问题形成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源头治理是指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之道，治本而不是治标。如此，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治理路径的优化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可缺少的条件。

国家形象由多方面要素组成，制度优势是建构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素，折射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和水平。我国制度优势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备程度、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动员整合汲取能力等维度建构国家形象。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备程度是国家形象的表达，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越完备，说明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越高。我国制度优势本身，涉及党的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一国两制”、外交等方面的制度理念、制度形态、运行机制，体现了我国制度的完备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层次来界定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并对各层次制度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备性。根本制度是起宏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从《决定》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国家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国家根本文化制度。如此，根本制度更趋完整和明晰。基本制度是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呈现“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仍被保留。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支撑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性，《决定》涉及的制度除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外，都可视为重要制度。同时，《决定》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十三个方面，对未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进行谋划和布局，分别阐释了各方面制度建设的具体思路、具体任务、具体目标，这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整体设计，将进一步彰显国家制度的完备性。

国家治理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国家形象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的格局已经成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概括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时，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7]作为显著优势之一，体现了法治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为坚持和完善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决定》从宪法实施体制机制、立法体制机制、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法律实施监督等方面，明确了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为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决定》要求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体系相互支撑，各自发挥特定的效能，形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并进的局面，以真正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于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培养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方式，形成法治行为习惯。《决定》在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的同时，要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体现了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法治化的价值取向、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为法治国家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支撑。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两弹一星”研制、减贫扶贫、重大工程建设和技术创新、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实施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贫困，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全球最早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脱贫事业取得的成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我国之所以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社会整合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密切相关。我国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建构的动员体制，能有效进行政治动员；国家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性、协调性与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决定了依托制度能有效实现社会整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政治动员、社会整合，决定能够获得充足资源作为国家治理的必要支撑。政治动员能力、社会整合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撑。

此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彰显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优势诠释了国家的民族关系；坚持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制度优势体现了国家的精神面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优势体现了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其他各方面的制度优势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国家形象的内涵。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优势能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制度效能可转化为国际竞争效能。我国制度优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已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全球治理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制度强则国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制度优势是应对国际变局的重要支撑。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较量，实际上是国家制度的竞争。谁的国家制度更稳定、国家治理体系更完备、国家治理的能力更强，谁就更有国际竞争力，能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背后，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日臻完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短期内“中国不会拥有过去西方拥有的地位”，但“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成为主导”。[11](P)不同国家由于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发展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体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创造，既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又为人类政治文明增添了新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制度显著优势的表达，有利于扩大我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制度优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表征。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年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所表现出的能量，经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高效。”[12](P)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率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制度支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注重增长与获取利润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有效规划、合理分配，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注重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13]斯蒂芬·佩里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客观承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的发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国家治理具有借鉴意义。埃及中国问题专家艾哈迈德·萨拉姆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善治的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其中，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13]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肯定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总结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并系统地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路径。面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既强调了中国自身的全方位建设，也放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起到极大的启示作用。[13]承认我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意义，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折射。

面对全球治理，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主张，我国制度优势对于推动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11](P14)尽管这里没有指明中国制度优势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但新的国际秩序无疑包含制度创新的内容。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看来，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各领域创新和进步。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起到积极作用。[13]我国制度建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制度优势除支撑制度自信、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建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激励、整合等方面的功能。我国制度优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事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生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教化功能；我国制度优势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力量，具有激励功能；我国制度优势能促进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的社会整合，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整合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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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为世界提供新镜鉴——海外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11-02（3）.

责任编辑：郑端